芬蘭創新產業發展對本港啟示

2015 年 01 月 26 日

前文提到「開放式創新」的原理及應用,並指出政府當局應採取更積極進取的態度推動本港創新科技發展。本文將以芬蘭為個案研究,文章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講述芬蘭的創新政策,第二部分回顧香港情況,並探討芬蘭經驗有何可取之處。

芬蘭人口僅約500萬,但其創新科技發展在世界數一數二[1]。芬蘭在九十年代初曾面臨嚴重經濟衰退[2],但當局卻能轉危為機,迅速將經濟體系由原本投資主導(investment-driven)轉型為創新主導(innovation-driven)的知識形經濟,可謂魄力驚人。

(一)芬蘭創新政策簡介

要落實經濟轉型,不能單單依賴自由市場,政府參與是必不可少的。芬蘭當局願意投資產業發展,敢作敢為,這是芬蘭一大優勢。

1. 積極扶持優勢產業發展

大手筆補助新興產業

芬蘭當局緊密留意世界科研及產業動向,並能早著先機,及時向新興產業提供充裕而適切的財務支援[3]。Tekes(國家技術創新局)是專門處理資助創新產業事宜的政府機關,局內有不同技術、財經專家,嚴格審批公司、研究機構和公營機構的申請,並視乎情況發放資助及/或低息貸款[4]。

2013年,Tekes接獲多達3,010宗申請,最終落實1,860個資助決定,合共批出5.77億歐羅(約港幣53億[5]),其中3.49億撥歸企業,當中七成歸中小企,總計680間創業公司受惠。過程中,Tekes會跟申請人多次會談,提供專業意見,提高企業存活率[6]。

數年前起,芬蘭積極推動手機遊戲製作,Tekes(2014)為業界特設計劃,提供補助、技術支援、諮詢、合作夥伴配對(matchmaking)以及國際商業網絡。有遊戲開發商坦言,他相信所有公司都曾獲得政府無償資助(Fortune 2014)。這些公司平均僅數年歷史,但在當局大力支持下,芬蘭遊戲產業增長力驚人,2012至2013年間產值急升200%至8億歐元(世界銀行 2014: 56-57)。

創新園區成產業引擎

除了直接補助,芬蘭政府致力營造有利創新科技發展的環境,尤其善於利用群聚效應(cluster effect)─即同一行業及相關機構(如院校)集中在一個地區,譬如美國矽谷就是資訊科技產業群聚。群聚優勢包括促進競爭,便利合作,對行業整體技術的提升有關鍵作用(OECD, 2010: 2)。

芬蘭創新科技的群聚是位於埃斯波(Espoo)的奧塔涅米創新園區(Otaniemi Innovation Hub),當地設有著名的阿爾托大學(Aalto University)、中小企群聚、工業群及物流等各種配套設施,集中進行有關數碼化、生物科技、環境技術等重點產業(spearhead industries)的研究。園區內有800間公司,25間研發中心,研究人員達5,000位,高科技專家16,000名,以及20,000名學生,佔芬蘭研發產值一半 (Markkula 2014: 28-30)。

多設平台協助創業

芬蘭設有不同平台鼓勵創業[7],其中阿爾托大學的Startup Sauna安排創業專家及投資者為有意創業的學生提供密集培訓,更於2013年獲UBI Index選為世界第一企業孵化器(startup incubator)(Invest in Finland 2013)。Startup Sauna又舉辦名為Slush的大型科技、設計及創業研討會。去年會議逾700位國際投資者到訪,1,400家創業公司參與。創業公司通過比賽或攤位宣傳產品,部分公司經洽談後更獲投資者入股支持。

2. 社會創新同樣重要

創新不只是科技界或個別政府部門的工作。芬蘭政府積極進行政策創新,繼而編織成創新生態系統(Innovation System)(Markkula 2014: 3),當中教育是關鍵一環。

http://ec.europa.eu/research/innovation-union/pdf/icapital/poster2014.pdf#view=fit&pagemode=none

註:圖為歐盟iCapital比賽(European Capital of Innovation Award)海報,除了科研技術,還特別強調管治系統(governance systems)、城市系統(urban systems)及社會系統(social systems)等領域的創新,當中包括公營服務加強公眾參與(participatory public services)、建設智能社區(intelligent community)及城市綠化工作。芬蘭埃斯波(Espoo)已計劃角逐2016年獎項(Markkula 2014: 54)。


建立龐大人才庫
據世界銀行數據顯示,2010年芬蘭政府的教育開支佔國民生產總值(GDP)高達6.8%,在有記錄的超過110個地區中排第十五,香港則排第90。


在芬蘭,自基礎教育開始,直至高中、理工學院(polytechnic)或大學均全免學費[8]。另外,九年基礎教育期間,學費、教科書、午餐、醫療、牙科保健、交通費及特殊教育等費用,一律由政府承擔。碩士學位是教授基礎教育或高中的基本要求,保證師資質素(世界銀行 2014: 65-68)。

芬蘭教育及文化部(2015)強調,法例定明所有完成課程的學生均有權繼續下一階段的學習。這不但保障年輕人升學的機會,亦確保人盡其才,建立一個龐大而多樣的人才庫,為知識型經濟發展奠下穩健基礎。據經濟合作組織(OECD)2012年數據顯示,芬蘭25至64歲人口中持大學學位的比例高達39.7%,本港則約26.2%[9],相差超過十個百分點。2012至2014年,本港均有約一半達到基本要求的合資格考生無緣入讀資助大學[10]。更有甚者,有研究曾指出,家境富有的青年入讀大學的比例,是貧窮線以下家庭的青年的3.7倍(周基利 2013)。

芬蘭教育理念是人人平等(egalitarian)、決不放棄任何一個兒童(no child left behind)。一班往往有兩位以上老師,負責教導不同需要的學生。而且芬蘭基礎教育不設考試,學生通常在17至19歲才首次面對考試。校內作業亦只供老師教學參考用途,不作平分或比較。教師教學自由度較大,課堂活動較多元化,有助培養學生創意思維(Lopez 2012)。這跟本港教育重視互相比較和培養精英的方向明顯不同,在歐美亦是別樹一幟。

將創新落實到社區

除了制度創新,世界銀行(2014: 98)注意到,用創新科技解決社會問題已成為芬蘭當局重點工作。Markku Markkula又指出,社會大眾不僅是創新發展的受惠人,而是在創新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11]。他舉例指,赫爾辛基(Helsinki)地區就定立了本地數碼議程(Local Digital Agenda),提出在社區內試驗各種新式科技,例如數碼城市設計、低碳經濟與交通等。這些生活實驗室(Living Lab)社區通常是公私營合作,政府、企業、院校及當區居民一同參與,試用各種新技術和系統,同時不斷提供建議,完善設計,促成用家主導、由下而上的創新,實踐開放式創新理念。

http://oulu.com/en/hiukkavaara-kaupunginosa-jossa-tehdaan-tulevaisuutta-3/

位處芬蘭奧盧(Oulu)的Hiukkavaara是生活實驗室 (Living Lab)之一,當局在這個新發展區內試驗各種城市規劃、資訊科技及環保的新型技術。有企業銳意在此試驗場開發不耗能源(zero energy)的房屋設計。現時該區有1500名市民居住,預計將來增至二萬人(奧盧市政府 2013)。

(二)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雖然本港的社會經濟情況與芬蘭不盡相同,但芬蘭的成功經驗具有一定參考價值。以下方向值得當局予以考慮:

加大科研投資 多方面支援產業發展

2012年,本港公私營界別的研發開支僅佔GDP的0.75%,低於印度(0.8%)及新加圾(2.05%),與南韓(3.75%)或芬蘭(3.9%)相比,更是天淵之別。

現時,本港設有創新及科技基金,轄下有支援中小企、學界與企業合作的基金,然而自1999年至目前為止,多年來撥出資助金額僅約89億[12],規模難與芬蘭Tekes每年53億(即5.77億歐羅)的資助相比。另外,基金審批程序冗長繁複,2011年至2013年間,處理申請時間平均為192日,即超過半年,但Tekes(2014)處理公司申請僅需58日[13]。

而且,基金資助對象偏重大學及公營機構。截止2014年11月為止,在基金四大計劃中,「創新及科技支援計劃」佔總核准資助金額83.5%[14] ,但在大部分項目中均要求主要申請機構為公帑資助大學或研發中心,對鼓勵業界投資研發作用不大。

更有甚者,創新科技署似乎未能有效監察企業運用公帑的情況,更遑論提供適切指導。審計署(2013)曾抽查25個受資助項目,12個未能取得「技術突破」或「成功商品化」,但其中8個仍然被創新及科技署評為「成功」[15]。另外,有公司取得政府資助後半途而廢,當局未有追回款項,三年後才發現該公司已解散,事件不了了之。

若當局能適度加大科研及教育投資,不但能加快創新產業發展,而且有望起牽頭作用,帶動業界投資科研。當局可探討能否整合並加強現有對中小企或創業公司支援,例如在給予資助時,提供具針對性的一站式合作夥伴配對及專業諮詢等。另一可考慮的方向是加強需求主導的政策,例如在政府採購政策上引入鼓勵中小企參與的條款。

另外,港府在今年《施政報告》宣布設立「企業支援計劃」,「加強資助私營機構的研發項目」,雖然細節尚待公布,但相信有助彌補現時基金的不足,鼓勵業界投資研發工作。正因為投資創新產業有一定風險,當局一來要保證公帑用得其所,二來要避免錯失具發展潛力的提案,因此應尋求業界的參與。

善用科學園潛力 加強創業配套

科學園的目標是營造「創新及科技生態圈」[16],這跟群聚(cluster)概念如出一轍,但要實踐這個良好意願並非易事。過去曾有傳媒報導,有美容公司成功租用科學園單位,以及部分單位獲租後空置多時[17]。因此,當局有必要堵塞租務漏洞,加強監管,確保園區單位租予合適的科研企業,好好善用。

據芬蘭奧塔涅米創新園區(Otaniemi Innovation Hub)的佈局,阿爾托大學(Aalto University)及多間研發中心為園區提供所需人才。以此來看,科學園鄰近香港中文大學,園方及校方或可考慮促進科研企業、研究人員與學生更緊密交流合作,發揮群聚的最大作用。當局亦可參考芬蘭Startup Sauna的經驗,鼓勵本港院校聯同業界,舉辦更多與科技創新、社會創新為題的創業培訓計劃或比賽,促進官產學研合作。當局在本年《施政報告》宣布設立3億元的「青年發展基金」[18],「以資金配對形式,支持非政府機構協助年輕人創業」,相信是個好開始。但必須強調,除了補助創業資金,其他方面配套支援例如創業課程、技術及營運諮詢以及風險管理培訓等同樣不容忽視

創新需由政府牽頭做起

創新產業一個重要環節是科研技術,但推動創新則是一項公共政策議題。在決心發展創新產業的同時,或許港府的創新政策亦要不斷經歷創新(innovation of innovation policy),公眾在此可扮演重要角色。學者世界銀行(2014: 82)留意到,芬蘭制定創新政策的過程開放,盡量邀請不同界別的專家和市民參與,務求集思廣益。這有助當局按社會經濟條件挑選有潛質的產業(prioritization),制定適合的產業政策。

事實上,一些外國政府亦已嘗試在公共政策過程引入開放式創新及眾包(crowd-sourcing)。譬如美國政府轄下設有Challenge.gov平台,各部門將政策或技術難題提交上去,借助群眾智慧解決問題。當局會從眾多提案中選取最優者,並頒發獎金。2010年至今,當局已舉辦逾386個比賽,吸引42,000人提交建議[19]。

這類開放式平台與芬蘭的生活實驗室(Living Lab)有異曲同工之妙,均能促進社會大眾與政府一同創造(co-create)、一同設計(co-design),有助營造Markku Markkula(2014: 9)提到「創業、創新心態」(change of mindset toward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當然,這些新嘗試一時三刻未必能套用到本港,但相信值得當局主進一步探討。

最後值得一提,創新產業是與社會整體發展齊頭並進的。芬蘭教育講求一個都不能少(no child left behind)、愉快教學和學習,不去追求精英主義,但學生表現絕不遜色。香港教育制度能否應付創新產業的需要?我們的人才庫又是否足以支撐知識型經濟發展?教育,乃至社會福利、勞工權益等議題,驟眼看跟創新科技風馬牛不相及,但卻關乎人民的生活質素,而人民正正就是創新的核心。世界銀行(2014: 39)指出,芬蘭的社福政策令經濟持續增長,提升勞工生產力,而且帶來制度及社會穩定,此乃長期經濟、社會密集(創新產業)發展的必要條件[20];同時,芬蘭已摒棄技術主導(technology-led vision)的思維,而且越發重視社會需求、用家主導的創新和教育政策。正如很多社會現象一樣,推動創新未必是單靠投資技術就可以輕易取得成果的線性(linear)過程,而是需要系統思維(systems thinking),需要整個社會各方面發展環環相扣的配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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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orld Bank(世界銀行)(2014). Finland as a Knowledge Economy 2.0 Lessons on Policies and Governance. Washington: World Bank.
附註:
  • [1] 早前,芬蘭阿爾託大學(Aalto University)顧問、歐洲2020戰略小組(EPP/COR Taskforce on Europe 2020)主席Markku Markkula來港演說。他指出,芬蘭在2010年獲Newsweek選為世界最宜居國家(World Best Country),2009年分別獲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選為世界第二創新熱點(Innovation Hot Spot),並獲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選為世上最多科學家及工程師的國家(Markkula 2014: 19)
  • [2] 蘇聯解體,芬蘭失去主要消費品出口市場,對經濟造成沉重打擊;同時,放鬆金融市場規管亦令芬蘭經濟過熱,出現金融危機。1991至1993年間,芬蘭國民生產總值(GDP)急挫10%,失業率由原本3%飆升至17%(世界銀行 2014: 21-22)。
  • [3] 早於1993年,芬蘭經濟衰退,當時貿易及工業部(Ministry of Trade and Industry)已視資訊科技為創新產業的重中之重,諾基亞(Nokia)受惠於政策優惠,一躍成為世界手機電訊業龍頭。諾基亞多年來培養了大批電訊科技人才,隨著其走下坡並賣盤,這些專才在其他公司繼續發揮所長,譬如手機遊戲「憤怒鳥」開發商Rovio就聘用了大批前諾基亞員工。由此可見,芬蘭當局早年扶持諾基亞發展,在電訊科技打下扎實基礎,促成近年進一步由製作產品轉型至提供服務及軟件的經濟轉型。詳情可見Financial Times(2013). Nokia’s diaspora starts again. Available at: http://www.ft.com/cms/s/0/e7d68b5e-37ef-11e3-a493-00144feab7de.html#axzz3Ncu57I00 (Accessed 13th January 2015)
  • [4] 雖然研究機構及公營機構均可申請,但主要對象仍是商業機構為主。詳情可見Tekes官方網站:http://www.tekes.fi/en/tekes/strategy/
  • [5] 在2015年1月13日以Bloomberg歐元兑港元匯率9.1817計算。資料可見:http://www.bloomberg.com/quote/EURHKD:CUR
  • [6] 詳情可見Tekes官方網站:http://www.tekes.fi/en/funding/
  • [7] 例如Demola就是公帑資助的開放式創新平台,首先由企業提出問題,學生在企業及院校的支援下開發產品,並不斷吸納潛在客戶的意見優化設計,最終製成產品原型(prototype)。企業可借助學生創意推進研發工作,學生則可獲得寶貴經驗和產品版權(其後可出售或授權企業使用)(世界銀行 2014: 52)。另外,當局於2009年推出一項名為Vigo營業加速器計劃(Vigo Business Accelerator Program),挑選一批成功企業的創辦人及管理專家,他們將對有潛質的創業公司進行投資並提供指導,可說是跟受助人一同創業(co-entrepreneur)。
  • [8] 大學集中學術研究,理工學院則迎合市場需要(世界銀行 2014: 66)
  • [9] 大學生比率偏低 議員倡增資助學額。明報,2013年8月10日,A02。
  • [10] 詳情可見近年報導:
  • 考生入讀八大夢碎。太陽報,2014年8月8日,A12。
  • 文憑試七個狀元讀港大。東方日報,2013年8月9日,A24。
  • 首屆文憑試今放榜 五人膺狀元 直升僅萬三。大公報,2012年7月20日,A01。
  • [11] 原文為:Citizens are not simply the beneficiaries of innovation, but actors at the heart of the innovation process. Markkula(2013)
  • [12] 2015年《施政報告》第45段: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2015/chi/pdf/PA2015.pdf
  • [13] 詳情見Tekes官方網站:http://www.tekes.fi/en/funding/
  • [14] 據創新科技署截至2014年12月31日數據計算。https://www.itf.gov.hk/l-eng/StatView101.asp(摘錄於2015年2月2日)
  • [15] 據審計署(2013)報告,當時創新科技署給予「成功」評語,「原因是這些項目已取得階段性成果」,似乎未有其他清晰準則。
  • [16] 詳情見科學園官方網站:http://www.hkstp.org/zh-HK/about-us/Mission-Vision-Core-Values.aspx#.VLSYjtKUewQ
  • [17] 租金狂升 配套不足 科學園爆大逃亡 零科研僅剩空殼。蘋果日報,2012年10月19日,A10
  • [18] 2015年《施政報告》第160段: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2015/chi/pdf/PA2015.pdf
  • [19] 詳情可見Challenge.gov:https://www.challenge.gov/about/
  • [20] 原文:On the contrary, being a welfare state has contributed to the stable growth of the Finnish economy. It has provided the human foundation for the renewal of industries and the growth of labor productivity, and it has brought institutional and social stability, which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intensive long-term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世界銀行 201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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