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 01 月 26 日
前文提到「开放式创新」的原理及应用,并指出政府当局应采取更积极进取的态度推动本港创新科技发展。本文将以芬兰为个案研究,文章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讲述芬兰的创新政策,第二部分回顾香港情况,并探讨芬兰经验有何可取之处。
芬兰人口仅约500万,但其创新科技发展在世界数一数二[1]。芬兰在九十年代初曾面临严重经济衰退[2],但当局却能转危为机,迅速将经济体系由原本投资主导(investment-driven)转型为创新主导(innovation-driven)的知识形经济,可谓魄力惊人。
(一)芬兰创新政策简介
要落实经济转型,不能单单依赖自由市场,政府参与是必不可少的。芬兰当局愿意投资产业发展,敢作敢为,这是芬兰一大优势。
1. 积极扶持优势产业发展
Tekes大手笔补助新兴产业
芬兰当局紧密留意世界科研及产业动向,并能早着先机,及时向新兴产业提供充裕而适切的财务支援[3]。 Tekes(国家技术创新局)是专门处理资助创新产业事宜的政府机关,局内有不同技术、财经专家,严格审批公司、研究机构和公营机构的申请,并视乎情况发放资助及/或低息贷款[4]。
2013年,Tekes接获多达3,010宗申请,最终落实1,860个资助决定,合共批出5.77亿欧罗(约港币53亿[5]),其中3.49亿拨归企业,当中七成归中小企,总计680间创业公司受惠。过程中,Tekes会跟申请人多次会谈,提供专业意见,提高企业存活率[6]。
数年前起,芬兰积极推动手机游戏制作,Tekes(2014)为业界特设计划,提供补助、技术支援、咨询、合作伙伴配对(matchmaking)以及国际商业网络。有游戏开发商坦言,他相信所有公司都曾获得政府无偿资助(Fortune 2014)。这些公司平均仅数年历史,但在当局大力支持下,芬兰游戏产业增长力惊人,2012至2013年间产值急升200%至8亿欧元(世界银行 2014: 56-57)。
创新园区成产业引擎
除了直接补助,芬兰政府致力营造有利创新科技发展的环境,尤其善于利用群聚效应(cluster effect)─即同一行业及相关机构(如院校)集中在一个地区,譬如美国矽谷就是资讯科技产业群聚。群聚优势包括促进竞争,便利合作,对行业整体技术的提升有关键作用(OECD, 2010: 2)。
芬兰创新科技的群聚是位于埃斯波(Espoo)的奥塔涅米创新园区(Otaniemi Innovation Hub),当地设有著名的阿尔托大学(Aalto University)、中小企群聚、工业群及物流等各种配套设施,集中进行有关数码化、生物科技、环境技术等重点产业(spearhead industries)的研究。园区内有800间公司,25间研发中心,研究人员达5,000位,高科技专家16,000名,以及20,000名学生,占芬兰研发产值一半 (Markkula 2014: 28-30)。
多设平台协助创业
芬兰设有不同平台鼓励创业[7],其中阿尔托大学的Startup Sauna安排创业专家及投资者为有意创业的学生提供密集培训,更于2013年获UBI Index选为世界第一企业孵化器(startup incubator )(Invest in Finland 2013)。 Startup Sauna又举办名为Slush的大型科技、设计及创业研讨会。去年会议逾700位国际投资者到访,1,400家创业公司参与。创业公司通过比赛或摊位宣传产品,部分公司经洽谈后更获投资者入股支持。
2. 社会创新同样重要
创新不只是科技界或个别政府部门的工作。芬兰政府积极进行政策创新,继而编织成创新生态系统(Innovation System)(Markkula 2014: 3),当中教育是关键一环。
http://ec.europa.eu/research/innovation-union/pdf/icapital/poster2014.pdf#view=fit&pagemode=none
注:图为欧盟iCapital比赛(European Capital of Innovation Award)海报,除了科研技术,还特别强调管治系统(governance systems)、城市系统(urban systems)及社会系统(social systems)等领域的创新,当中包括公营服务加强公众参与(participatory public services)、建设智能社区(intelligent community)及城市绿化工作。芬兰埃斯波(Espoo)已计划角逐2016年奖项(Markkula 2014: 54)。
在芬兰,自基础教育开始,直至高中、理工学院(polytechnic)或大学均全免学费[8]。另外,九年基础教育期间,学费、教科书、午餐、医疗、牙科保健、交通费及特殊教育等费用,一律由政府承担。硕士学位是教授基础教育或高中的基本要求,保证师资质素(世界银行 2014: 65-68)。
芬兰教育及文化部(2015)强调,法例定明所有完成课程的学生均有权继续下一阶段的学习。这不但保障年轻人升学的机会,亦确保人尽其才,建立一个庞大而多样的人才库,为知识型经济发展奠下稳健基础。据经济合作组织(OECD)2012年数据显示,芬兰25至64岁人口中持大学学位的比例高达39.7%,本港则约26.2%[9],相差超过十个百分点。 2012至2014年,本港均有约一半达到基本要求的合资格考生无缘入读资助大学[10]。更有什者,有研究曾指出,家境富有的青年入读大学的比例,是贫穷线以下家庭的青年的3.7倍(周基利 2013)。
芬兰教育理念是人人平等(egalitarian)、决不放弃任何一个儿童(no child left behind)。一班往往有两位以上老师,负责教导不同需要的学生。而且芬兰基础教育不设考试,学生通常在17至19岁才首次面对考试。校内作业亦只供老师教学参考用途,不作平分或比较。教师教学自由度较大,课堂活动较多元化,有助培养学生创意思维(Lopez 2012)。这跟本港教育重视互相比较和培养精英的方向明显不同,在欧美亦是别树一帜。
将创新落实到社区
除了制度创新,世界银行(2014: 98)注意到,用创新科技解决社会问题已成为芬兰当局重点工作。 Markku Markkula又指出,社会大众不仅是创新发展的受惠人,而是在创新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11]。他举例指,赫尔辛基(Helsinki)地区就定立了本地数码议程(Local Digital Agenda),提出在社区内试验各种新式科技,例如数码城市设计、低碳经济与交通等。这些生活实验室(Living Lab)社区通常是公私营合作,政府、企业、院校及当区居民一同参与,试用各种新技术和系统,同时不断提供建议,完善设计,促成用家主导、由下而上的创新,实践开放式创新理念。
除了制度创新,世界银行(2014: 98)注意到,用创新科技解决社会问题已成为芬兰当局重点工作。 Markku Markkula又指出,社会大众不仅是创新发展的受惠人,而是在创新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11]。他举例指,赫尔辛基(Helsinki)地区就定立了本地数码议程(Local Digital Agenda),提出在社区内试验各种新式科技,例如数码城市设计、低碳经济与交通等。这些生活实验室(Living Lab)社区通常是公私营合作,政府、企业、院校及当区居民一同参与,试用各种新技术和系统,同时不断提供建议,完善设计,促成用家主导、由下而上的创新,实践开放式创新理念。
http://oulu.com/en/hiukkavaara-kaupunginosa-jossa-tehdaan-tulevaisuutta-3/
位处芬兰奥卢(Oulu)的Hiukkavaara是生活实验室 (Living Lab)之一,当局在这个新发展区内试验各种城市规划、资讯科技及环保的新型技术。有企业锐意在此试验场开发不耗能源(zero energy)的房屋设计。现时该区有1500名市民居住,预计将来增至二万人(奥卢市政府 2013)。
(二)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虽然本港的社会经济情况与芬兰不尽相同,但芬兰的成功经验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以下方向值得当局予以考虑:
加大科研投资 多方面支援产业发展
2012年,本港公私营界别的研发开支仅占GDP的0.75%,低于印度(0.8%)及新加圾(2.05%),与南韩(3.75%)或芬兰(3.9%)相比,更是天渊之别。
现时,本港设有创新及科技基金,辖下有支援中小企、学界与企业合作的基金,然而自1999年至目前为止,多年来拨出资助金额仅约89亿[12],规模难与芬兰Tekes每年53亿(即5.77亿欧罗)的资助相比。另外,基金审批程序冗长繁复,2011年至2013年间,处理申请时间平均为192日,即超过半年,但Tekes(2014)处理公司申请仅需58日[13]。
而且,基金资助对象偏重大学及公营机构。截止2014年11月为止,在基金四大计划中,「创新及科技支援计划」占总核准资助金额83.5%[14] ,但在大部分项目中均要求主要申请机构为公帑资助大学或研发中心,对鼓励业界投资研发作用不大。
更有什者,创新科技署似乎未能有效监察企业运用公帑的情况,更遑论提供适切指导。审计署(2013)曾抽查25个受资助项目,12个未能取得「技术突破」或「成功商品化」,但其中8个仍然被创新及科技署评为「成功」[15]。另外,有公司取得政府资助后半途而废,当局未有追回款项,三年后才发现该公司已解散,事件不了了之。
若当局能适度加大科研及教育投资,不但能加快创新产业发展,而且有望起牵头作用,带动业界投资科研。当局可探讨能否整合并加强现有对中小企或创业公司支援,例如在给予资助时,提供具针对性的一站式合作伙伴配对及专业咨询等。另一可考虑的方向是加强需求主导的政策,例如在政府采购政策上引入鼓励中小企参与的条款。
另外,港府在今年《施政报告》宣布设立「企业支援计划」,「加强资助私营机构的研发项目」,虽然细节尚待公布,但相信有助弥补现时基金的不足,鼓励业界投资研发工作。正因为投资创新产业有一定风险,当局一来要保证公帑用得其所,二来要避免错失具发展潜力的提案,因此应寻求业界的参与。
善用科学园潜力 加强创业配套
科学园的目标是营造「创新及科技生态圈」[16],这跟群聚(cluster)概念如出一辙,但要实践这个良好意愿并非易事。过去曾有传媒报导,有美容公司成功租用科学园单位,以及部分单位获租后空置多时[17]。因此,当局有必要堵塞租务漏洞,加强监管,确保园区单位租予合适的科研企业,好好善用。
据芬兰奥塔涅米创新园区(Otaniemi Innovation Hub)的布局,阿尔托大学(Aalto University)及多间研发中心为园区提供所需人才。以此来看,科学园邻近香港中文大学,园方及校方或可考虑促进科研企业、研究人员与学生更紧密交流合作,发挥群聚的最大作用。当局亦可参考芬兰Startup Sauna的经验,鼓励本港院校联同业界,举办更多与科技创新、社会创新为题的创业培训计划或比赛,促进官产学研合作。当局在本年《施政报告》宣布设立3亿元的「青年发展基金」[18],「以资金配对形式,支持非政府机构协助年轻人创业」,相信是个好开始。但必须强调,除了补助创业资金,其他方面配套支援例如创业课程、技术及营运咨询以及风险管理培训等同样不容忽视。
创新需由政府牵头做起
创新产业一个重要环节是科研技术,但推动创新则是一项公共政策议题。在决心发展创新产业的同时,或许港府的创新政策亦要不断经历创新(innovation of innovation policy),公众在此可扮演重要角色。学者世界银行(2014: 82)留意到,芬兰制定创新政策的过程开放,尽量邀请不同界别的专家和市民参与,务求集思广益。这有助当局按社会经济条件挑选有潜质的产业(prioritization),制定适合的产业政策。
事实上,一些外国政府亦已尝试在公共政策过程引入开放式创新及众包(crowd-sourcing)。譬如美国政府辖下设有Challenge.gov平台,各部门将政策或技术难题提交上去,借助群众智慧解决问题。当局会从众多提案中选取最优者,并颁发奖金。 2010年至今,当局已举办逾386个比赛,吸引42,000人提交建议[19]。
这类开放式平台与芬兰的生活实验室(Living Lab)有异曲同工之妙,均能促进社会大众与政府一同创造(co-create)、一同设计(co-design),有助营造Markku Markkula(2014 : 9)提到「创业、创新心态」(change of mindset toward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当然,这些新尝试一时三刻未必能套用到本港,但相信值得当局主进一步探讨。
最后值得一提,创新产业是与社会整体发展齐头并进的。芬兰教育讲求一个都不能少(no child left behind)、愉快教学和学习,不去追求精英主义,但学生表现绝不逊色。香港教育制度能否应付创新产业的需要?我们的人才库又是否足以支撑知识型经济发展?教育,乃至社会福利、劳工权益等议题,骤眼看跟创新科技风马牛不相及,但却关乎人民的生活质素,而人民正正就是创新的核心。世界银行(2014: 39)指出,芬兰的社福政策令经济持续增长,提升劳工生产力,而且带来制度及社会稳定,此乃长期经济、社会密集(创新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20];同时,芬兰已摒弃技术主导(technology-led vision)的思维,而且越发重视社会需求、用家主导的创新和教育政策。正如很多社会现象一样,推动创新未必是单靠投资技术就可以轻易取得成果的线性(linear)过程,而是需要系统思维(systems thinking),需要整个社会各方面发展环环相扣的配合。
参考文献
附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