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第32任美國總統小羅斯福推行「新政」（New Deal），帶領國家擺脫空前的經濟危機，歷史學家Anthony Badger形容：「新政的頭一百天，樹立了總統勇敢領導及行政立法和諧的典範。」由於百日新政成績斐然，後任總統紛紛效法，成為評估施政的重要指標。至今，不少國家均會以新領導人上任一百日的表現來評估施政。特首林鄭月娥上任未夠百日，我們請教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看她對新政府開局有何看法。

新特首問局順利

葉劉淑儀認為新特首十分勤力，「大家有目共睹，林太七天出動，外訪、落區做足，比前特首梁振英更樂於與傳媒溝通，嘗試主導傳媒，策略十分聰明。」她對林鄭月娥的評語相當正面，指出新特首可以汲取過去20年的經驗，去看三屆政府有何不足之處，「此外，亦看得出她希望修補社會撕裂，對民主派示好，除委任民主黨前成員羅致光為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外，36億的教育撥款亦是向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賣帳。」

對於上一屆帶着僭建、涉嫌利益衝突等是非上台的特首梁振英，葉劉淑儀形容「世界罕見」，「局長、行會成員又多人中箭、惹上官非，這是不正常的。相比之下，林鄭月娥是正常很多的人。市民厭倦鬥爭，對新特首有期望，希望幹出成績，在此形勢下，泛民不敢胡亂攻擊，開局比較順利。」不過，葉劉淑儀也指出，特首面對香港的困局會很吃力。近年社會累積深層次矛盾，包括政治、經濟、意識形態、對中國的看法均有矛盾，加上最牽涉民生的土地、房屋分配不均，使社會累積不少怨氣。

「AO治港」說法不公道

新班子中，不少局長、副局長均是政務官出身，轉為問責官員，有人批評是AO治港。1975年加入政務職系的葉劉淑儀認為此說法不公道。「這批局長已脫離公務員制度，失去了鐵飯碗保護，可能只做一屆甚至問責下台，也冒一定風險服務香港。加上公務員出身的問責官員，表現好過外來新丁，畢竟他們有基本訓練。」第一任特首董建華於2002年推行主要官員問責制，希望在政府以外尋找人才，到了2017年，局長卻大多數是一批公務員，有人說香港缺乏政治人才，葉劉淑儀反問：「何謂政治人才？」她認為政治人才不是天跌下來的，就算大學唸政治學也要經過磨鍊，一是參選，一是政府行政工作，或進入委員會處理熟悉的政策範疇，不是自稱是人才就是人才，公務員出身至少有行政管理經驗，熟悉政策。「難道財經事務及庫務局也找政治人才嗎？去區議會找？還是立法會？即使是美國，也是找在國會處理過相關議題的人，要懂本業的人，財長也是到華爾街或者商界中找。」

行政立法新關係

有人形容過去五年的行政、立法關係是「陷入冰點」、「事事對抗」，新特首上任不足五日，便到立法會出席答問會，發言企位亦改站在立法會主席位旁，顯示尊重立法會的地位，葉劉淑儀用「緩和」一詞形容現時行政立法關係，「特首作風溫和，主動伸出橄欖枝，形勢不如上屆政府那麼尖銳。」但立法會開局在即，葉劉淑儀預料少不免出現政治鬥爭，「數個大議題如一地兩檢、DQ事件，觸及雙方底線，泛民一定反對到底。DQ雖然已到尾聲，泛民亦無能為力，但亦反對合併選舉，否則在比例代表制下建制有機會取得席位。這些事情觸及核心政治利益，不可能靠派錢或是溫和態度解決。」

至於行政會議，葉劉淑儀形容風氣煥然一新，又指特首勤力、認真，其他成員個個不敢怠慢，十分用功。行政會議逢星期二召開，星期一的會前簡介，出席率高，成員踴躍發言，葉劉淑儀笑道：「官員最辛苦，因為今屆非官守議員中不少前高官。尤其牽涉到教育議題，成員中曾經或現在參與高等教育的甚多。」翻查資料，當中包括羅范椒芬（前香港教育統籌局局長）、李國章（前教育統籌局局長、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陳智思（嶺南大學校董會前主席）、林正財（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成員）和史美倫（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前主席）等，所言非虛。

葉劉淑儀自2011年加入行政會議，成員組成、變化看在眼內，有人批評行政會議人選組合欠缺多元化，她從政治角色分析：「立法會六大版塊（民建聯、經民聯、工聯會、自由黨、新民黨和獨立功能組別議員）基本上都齊整，由董建華年代已經開始，邀請曾鈺成、田北俊等人，雖是行政主導，但畢竟行政長官在立法會只有零票，要將有票有影響力的人放進去。」

檢視過去政府不足

儘管行政會議內的討論較過去踴躍、行政立法關係得以修補，這仍不足以處理香港面對的問題。葉劉淑儀警告，未來五年最大問題有兩個：土地房屋及青年上流。房屋問題屬民生範疇，是最嚴峻、迫切的問題，「長遠要建立熟地庫，老實講，現在200公頃（熟地）也沒有。」這問題亦得到林鄭月娥的正視，因此她於早前宣布成立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以解決覓地建屋問題。本社早前訪問行政會議召集人陳智思，探討「大辯論」的可行性，陳智思強調過程透明最為關鍵，葉劉淑儀則認為諮詢要有方向，政治領袖要有能力領導民意。至於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被批評環保成員不足，她認為這可以透過其他方法補救，例如公開會議，盡量出來向公眾解話，與持份者對話等。

但如何令持份者讓步？從政多年的她指出：「最終肯定有人不接受，社會是取最大公約數的，所以為何立法會過半數就可以通過，全世界的議案也甚少是由全數成員通過的。社會是多元的，不可能以百分之百共識作標準，要讓市民了解有何選擇，當中的利弊、代價，最後由政府拍板決定，在立法會撥款時，再交由代議士發聲，否則只會議而不決。」

另一個是青年上流的問題。葉劉淑儀指出，現在的情況是大學學位增多，適合大學畢業生的職位卻不足夠，社會滿足不了大學生的期望。而另一邊廂，體力勞動的工作則有很大的需求，僱主往往請不到人從事這類工作。她更指早前有朋友出價6萬聘請地盤安全主任，這是社會人力資源錯配的問題。

曾蔭權年代的六大產業

相比其他地方，香港政府缺少產業政策，沒有透過有形之手，把社會資源配置到高增值產業，高增值職位不足。葉劉淑儀把問題的源頭追溯至第二任行政長官曾蔭權：「曾蔭權任內靠自由行養活香港，但這屬於低增值產業，數據反映聘請人士多但增值低，而政府憑單一產業已帶動經濟，也因此沒再積極投放資源推動新產業增長。」但記者記得，曾蔭權在2009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出推動發展六大優勢產業（檢測和認證產業、醫療產業、創新科技產業、文化及創意產業、環保產業及教育產業），何以沒有產業政策？葉劉淑儀聽後不以為然，冷冷一句：「毫無周詳的計劃。」她接着道：「我曾批評，曾蔭權雖成立經濟機遇委員會（Task Force on Economic Challenges），試圖抄襲美國列根政府，但只開過一次會，無數據、無理據便跑出來發展六大產業。」她挑其中一項來批評：「以創新科技產業為例，科技創新不是單一產業，不同行業也會應用，醫療產業沒有配套，真正想推時，又面對土地、醫護人才不足。沒有用心思考，是六大產業失敗原因。」

相反，她認為中國促進產業轉移，「騰籠換鳥」，趕絕高污染、低增值行業，相當成功。但中國雷厲風行，香港可以、甚至應該效法嗎？葉劉淑儀承認，當中存在制度問題，在香港不容許行政機構說了算，法例修訂、撥款，通通要經過立法會。

港人宜重拾開拓精神

葉劉淑儀認為未來應刻意推產業政策，只是香港可能遲了數十年。當年的亞洲四小龍都嘗試經濟轉型：韓國發展創意產業，新加坡走高科技路線，更出盡辦法吸引外國公司投資，而香港停留在服務業經濟無法扭轉，個個都想做新經濟，最好是高端服務業，即使不是那麼容易。

觀察、服務香港多年，葉劉淑儀把握香港脈搏，在訪問中回答問題反應迅速，似是心中有腹稿。這也難怪，畢竟她在這次77日的特首選舉工程，與各界別選委會面共137場，不管他們有票無票，14次落區，21次出席論壇，發出100篇新聞稿，對香港的看法、未來的發展方向、政策自然是倒背如流。

她認為隨着本地發展空間減少，香港出路就要靠大灣區、一帶一路等國策走出去，發展新市場。「跟着國企走出去，到馬來西亞、緬甸、印尼等地方發展。」她又以查氏集團創辦人查濟民博士為例，「當年查生遠到非洲發展，搞得有聲有色，香港人可否重拾這種開拓精神？」她重申：「這不是口號，而是當地真的有空間。」

她身體力行向香港人推廣一帶一路的機遇，早在2015年成立海上絲綢之路協會，算起來比梁振英更早就開始推銷一帶一路。她自豪地說：「我們舉辦的『張騫計劃』，去年與今年均推薦80個學生去一帶一路國家實習，擴闊他們的眼界，同時亦推廣、宣傳香港，做到民心相通。」

新特首第一份施政報告將於10月11日發表，可否教人眼前一亮，未來五年特區政府又如何帶領香港走得更遠，相信市民與葉劉淑儀同樣期待。

本文載自： 《灼見名家》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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