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 01 月 26 日
前文提到「開放式創新」的原理及應用,並指出政府當局應採取更積極進取的態度推動本港創新科技發展。本文將以芬蘭為個案研究,文章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講述芬蘭的創新政策,第二部分回顧香港情況,並探討芬蘭經驗有何可取之處。
芬蘭人口僅約500萬,但其創新科技發展在世界數一數二[1]。芬蘭在九十年代初曾面臨嚴重經濟衰退[2],但當局卻能轉危為機,迅速將經濟體系由原本投資主導(investment-driven)轉型為創新主導(innovation-driven)的知識形經濟,可謂魄力驚人。
(一)芬蘭創新政策簡介
要落實經濟轉型,不能單單依賴自由市場,政府參與是必不可少的。芬蘭當局願意投資產業發展,敢作敢為,這是芬蘭一大優勢。
1. 積極扶持優勢產業發展
大手筆補助新興產業
芬蘭當局緊密留意世界科研及產業動向,並能早著先機,及時向新興產業提供充裕而適切的財務支援[3]。Tekes(國家技術創新局)是專門處理資助創新產業事宜的政府機關,局內有不同技術、財經專家,嚴格審批公司、研究機構和公營機構的申請,並視乎情況發放資助及/或低息貸款[4]。
2013年,Tekes接獲多達3,010宗申請,最終落實1,860個資助決定,合共批出5.77億歐羅(約港幣53億[5]),其中3.49億撥歸企業,當中七成歸中小企,總計680間創業公司受惠。過程中,Tekes會跟申請人多次會談,提供專業意見,提高企業存活率[6]。
數年前起,芬蘭積極推動手機遊戲製作,Tekes(2014)為業界特設計劃,提供補助、技術支援、諮詢、合作夥伴配對(matchmaking)以及國際商業網絡。有遊戲開發商坦言,他相信所有公司都曾獲得政府無償資助(Fortune 2014)。這些公司平均僅數年歷史,但在當局大力支持下,芬蘭遊戲產業增長力驚人,2012至2013年間產值急升200%至8億歐元(世界銀行 2014: 56-57)。
創新園區成產業引擎
除了直接補助,芬蘭政府致力營造有利創新科技發展的環境,尤其善於利用群聚效應(cluster effect)─即同一行業及相關機構(如院校)集中在一個地區,譬如美國矽谷就是資訊科技產業群聚。群聚優勢包括促進競爭,便利合作,對行業整體技術的提升有關鍵作用(OECD, 2010: 2)。
芬蘭創新科技的群聚是位於埃斯波(Espoo)的奧塔涅米創新園區(Otaniemi Innovation Hub),當地設有著名的阿爾托大學(Aalto University)、中小企群聚、工業群及物流等各種配套設施,集中進行有關數碼化、生物科技、環境技術等重點產業(spearhead industries)的研究。園區內有800間公司,25間研發中心,研究人員達5,000位,高科技專家16,000名,以及20,000名學生,佔芬蘭研發產值一半 (Markkula 2014: 28-30)。
多設平台協助創業
芬蘭設有不同平台鼓勵創業[7],其中阿爾托大學的Startup Sauna安排創業專家及投資者為有意創業的學生提供密集培訓,更於2013年獲UBI Index選為世界第一企業孵化器(startup incubator)(Invest in Finland 2013)。Startup Sauna又舉辦名為Slush的大型科技、設計及創業研討會。去年會議逾700位國際投資者到訪,1,400家創業公司參與。創業公司通過比賽或攤位宣傳產品,部分公司經洽談後更獲投資者入股支持。
2. 社會創新同樣重要
創新不只是科技界或個別政府部門的工作。芬蘭政府積極進行政策創新,繼而編織成創新生態系統(Innovation System)(Markkula 2014: 3),當中教育是關鍵一環。
http://ec.europa.eu/research/innovation-union/pdf/icapital/poster2014.pdf#view=fit&pagemode=none
註:圖為歐盟iCapital比賽(European Capital of Innovation Award)海報,除了科研技術,還特別強調管治系統(governance systems)、城市系統(urban systems)及社會系統(social systems)等領域的創新,當中包括公營服務加強公眾參與(participatory public services)、建設智能社區(intelligent community)及城市綠化工作。芬蘭埃斯波(Espoo)已計劃角逐2016年獎項(Markkula 2014: 54)。
在芬蘭,自基礎教育開始,直至高中、理工學院(polytechnic)或大學均全免學費[8]。另外,九年基礎教育期間,學費、教科書、午餐、醫療、牙科保健、交通費及特殊教育等費用,一律由政府承擔。碩士學位是教授基礎教育或高中的基本要求,保證師資質素(世界銀行 2014: 65-68)。
芬蘭教育及文化部(2015)強調,法例定明所有完成課程的學生均有權繼續下一階段的學習。這不但保障年輕人升學的機會,亦確保人盡其才,建立一個龐大而多樣的人才庫,為知識型經濟發展奠下穩健基礎。據經濟合作組織(OECD)2012年數據顯示,芬蘭25至64歲人口中持大學學位的比例高達39.7%,本港則約26.2%[9],相差超過十個百分點。2012至2014年,本港均有約一半達到基本要求的合資格考生無緣入讀資助大學[10]。更有甚者,有研究曾指出,家境富有的青年入讀大學的比例,是貧窮線以下家庭的青年的3.7倍(周基利 2013)。
芬蘭教育理念是人人平等(egalitarian)、決不放棄任何一個兒童(no child left behind)。一班往往有兩位以上老師,負責教導不同需要的學生。而且芬蘭基礎教育不設考試,學生通常在17至19歲才首次面對考試。校內作業亦只供老師教學參考用途,不作平分或比較。教師教學自由度較大,課堂活動較多元化,有助培養學生創意思維(Lopez 2012)。這跟本港教育重視互相比較和培養精英的方向明顯不同,在歐美亦是別樹一幟。
將創新落實到社區
除了制度創新,世界銀行(2014: 98)注意到,用創新科技解決社會問題已成為芬蘭當局重點工作。Markku Markkula又指出,社會大眾不僅是創新發展的受惠人,而是在創新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11]。他舉例指,赫爾辛基(Helsinki)地區就定立了本地數碼議程(Local Digital Agenda),提出在社區內試驗各種新式科技,例如數碼城市設計、低碳經濟與交通等。這些生活實驗室(Living Lab)社區通常是公私營合作,政府、企業、院校及當區居民一同參與,試用各種新技術和系統,同時不斷提供建議,完善設計,促成用家主導、由下而上的創新,實踐開放式創新理念。
http://oulu.com/en/hiukkavaara-kaupunginosa-jossa-tehdaan-tulevaisuutta-3/
位處芬蘭奧盧(Oulu)的Hiukkavaara是生活實驗室 (Living Lab)之一,當局在這個新發展區內試驗各種城市規劃、資訊科技及環保的新型技術。有企業銳意在此試驗場開發不耗能源(zero energy)的房屋設計。現時該區有1500名市民居住,預計將來增至二萬人(奧盧市政府 2013)。
(二)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雖然本港的社會經濟情況與芬蘭不盡相同,但芬蘭的成功經驗具有一定參考價值。以下方向值得當局予以考慮:
加大科研投資 多方面支援產業發展
2012年,本港公私營界別的研發開支僅佔GDP的0.75%,低於印度(0.8%)及新加圾(2.05%),與南韓(3.75%)或芬蘭(3.9%)相比,更是天淵之別。
現時,本港設有創新及科技基金,轄下有支援中小企、學界與企業合作的基金,然而自1999年至目前為止,多年來撥出資助金額僅約89億[12],規模難與芬蘭Tekes每年53億(即5.77億歐羅)的資助相比。另外,基金審批程序冗長繁複,2011年至2013年間,處理申請時間平均為192日,即超過半年,但Tekes(2014)處理公司申請僅需58日[13]。
而且,基金資助對象偏重大學及公營機構。截止2014年11月為止,在基金四大計劃中,「創新及科技支援計劃」佔總核准資助金額83.5%[14] ,但在大部分項目中均要求主要申請機構為公帑資助大學或研發中心,對鼓勵業界投資研發作用不大。
更有甚者,創新科技署似乎未能有效監察企業運用公帑的情況,更遑論提供適切指導。審計署(2013)曾抽查25個受資助項目,12個未能取得「技術突破」或「成功商品化」,但其中8個仍然被創新及科技署評為「成功」[15]。另外,有公司取得政府資助後半途而廢,當局未有追回款項,三年後才發現該公司已解散,事件不了了之。
若當局能適度加大科研及教育投資,不但能加快創新產業發展,而且有望起牽頭作用,帶動業界投資科研。當局可探討能否整合並加強現有對中小企或創業公司支援,例如在給予資助時,提供具針對性的一站式合作夥伴配對及專業諮詢等。另一可考慮的方向是加強需求主導的政策,例如在政府採購政策上引入鼓勵中小企參與的條款。
另外,港府在今年《施政報告》宣布設立「企業支援計劃」,「加強資助私營機構的研發項目」,雖然細節尚待公布,但相信有助彌補現時基金的不足,鼓勵業界投資研發工作。正因為投資創新產業有一定風險,當局一來要保證公帑用得其所,二來要避免錯失具發展潛力的提案,因此應尋求業界的參與。
善用科學園潛力 加強創業配套
科學園的目標是營造「創新及科技生態圈」[16],這跟群聚(cluster)概念如出一轍,但要實踐這個良好意願並非易事。過去曾有傳媒報導,有美容公司成功租用科學園單位,以及部分單位獲租後空置多時[17]。因此,當局有必要堵塞租務漏洞,加強監管,確保園區單位租予合適的科研企業,好好善用。
據芬蘭奧塔涅米創新園區(Otaniemi Innovation Hub)的佈局,阿爾托大學(Aalto University)及多間研發中心為園區提供所需人才。以此來看,科學園鄰近香港中文大學,園方及校方或可考慮促進科研企業、研究人員與學生更緊密交流合作,發揮群聚的最大作用。當局亦可參考芬蘭Startup Sauna的經驗,鼓勵本港院校聯同業界,舉辦更多與科技創新、社會創新為題的創業培訓計劃或比賽,促進官產學研合作。當局在本年《施政報告》宣布設立3億元的「青年發展基金」[18],「以資金配對形式,支持非政府機構協助年輕人創業」,相信是個好開始。但必須強調,除了補助創業資金,其他方面配套支援例如創業課程、技術及營運諮詢以及風險管理培訓等同樣不容忽視
創新需由政府牽頭做起
創新產業一個重要環節是科研技術,但推動創新則是一項公共政策議題。在決心發展創新產業的同時,或許港府的創新政策亦要不斷經歷創新(innovation of innovation policy),公眾在此可扮演重要角色。學者世界銀行(2014: 82)留意到,芬蘭制定創新政策的過程開放,盡量邀請不同界別的專家和市民參與,務求集思廣益。這有助當局按社會經濟條件挑選有潛質的產業(prioritization),制定適合的產業政策。
事實上,一些外國政府亦已嘗試在公共政策過程引入開放式創新及眾包(crowd-sourcing)。譬如美國政府轄下設有Challenge.gov平台,各部門將政策或技術難題提交上去,借助群眾智慧解決問題。當局會從眾多提案中選取最優者,並頒發獎金。2010年至今,當局已舉辦逾386個比賽,吸引42,000人提交建議[19]。
這類開放式平台與芬蘭的生活實驗室(Living Lab)有異曲同工之妙,均能促進社會大眾與政府一同創造(co-create)、一同設計(co-design),有助營造Markku Markkula(2014: 9)提到「創業、創新心態」(change of mindset toward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當然,這些新嘗試一時三刻未必能套用到本港,但相信值得當局主進一步探討。
最後值得一提,創新產業是與社會整體發展齊頭並進的。芬蘭教育講求一個都不能少(no child left behind)、愉快教學和學習,不去追求精英主義,但學生表現絕不遜色。香港教育制度能否應付創新產業的需要?我們的人才庫又是否足以支撐知識型經濟發展?教育,乃至社會福利、勞工權益等議題,驟眼看跟創新科技風馬牛不相及,但卻關乎人民的生活質素,而人民正正就是創新的核心。世界銀行(2014: 39)指出,芬蘭的社福政策令經濟持續增長,提升勞工生產力,而且帶來制度及社會穩定,此乃長期經濟、社會密集(創新產業)發展的必要條件[20];同時,芬蘭已摒棄技術主導(technology-led vision)的思維,而且越發重視社會需求、用家主導的創新和教育政策。正如很多社會現象一樣,推動創新未必是單靠投資技術就可以輕易取得成果的線性(linear)過程,而是需要系統思維(systems thinking),需要整個社會各方面發展環環相扣的配合。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