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年代、每個社會都有精英。問題是：如何成為精英？

早前談到，根據Charles Murray在Coming Apart： The State of White America, 1960-2010 的定義，精英是最能影響社會發展的一群，但這個階層是怎樣構成，則因時因地而異。封建制度中，精英的身分往往是世襲。古代中國在選拔政府精英方面走得很前，一早創立了較為開放的推舉制度。

漢朝靠「察舉制」來吸納民間的賢才進入朝廷。「察舉制」包括多個「科目」，最重要的一科是「孝廉」，名公巨卿多經此途出身。漢武帝下詔每郡每年推舉孝順者及廉正者各一人，亦即「舉孝廉」。當時一個郡的人口可多至50、60 萬，所以「舉孝廉」是數十萬中取一。孝廉還要上京「試工」，才獲授予實職；後來還規定獲舉後須通過中央考試，可謂精挑細選。

這套制度有其弊處， 由於舉薦人須為地方高官，而被舉者也要符合一定的出身和地位要求，故平民仍難靠這個途徑進入朝廷。雖然律例訂明「舉人不當」者要受罰，但未能杜絕官員「舉人唯親」，以致「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

漢朝吸納精英的方法是「先舉後試」，始終難免被世家大族壟斷。魏晉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也有同樣毛病，被時人評為「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隋唐改以科舉取士，經過宋朝的發展，科舉制漸漸開放給社會下層的士人參與。中國實行科舉約1300 年。近代英國文官制度的設計亦參考了中國科舉制。

美國政治精英多出自名校網絡。美國開國後頭七位總統就有五位大學畢業。1953 年後11 位總統全部至少有學士學歷，4 位畢業於耶魯，也有畢業於哈佛等名校。另外，很多華爾街精英來自賓夕法尼亞大學的華頓商學院，不少科技創業家則來自史丹福大學……現在這些名校的取錄率大體在一成以下，史丹福的取錄率近年只有7%至8%左右，能獲取錄的學生本身一定很優秀。

在香港，名校網絡和公開考試同樣是重要的上游途徑。根據我僱用本地畢業生的經驗，港大、中大、科大畢業生大體而言確實較為優秀，尤其在語文能力方面。

特區政府招聘政務官，挑選過程亦像科舉般嚴格。最近我出席政務官迎新酒會，得悉這次招聘有14,000人應徵，最終只請了30位，而且有6位是從政府內部招聘，換言之，外聘只有24 個，數百中取一，堪稱精英。

來源: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