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葉劉淑儀女士 　|　 來源︰南華早報

一如所料，「青少年教育和發展」成為本年《施政報告》的重要議題。學生領袖在早前完結的佔中扮演領導角色，特首回應年輕人訴求，確是責無旁貸。

步入後佔中時期，不少人指我們失去了整整一代人，這是否真實情形？若是，那麼政府為年輕人提供創業配對基金、生涯規劃指導以及更多北上實習、交流的機會，是否足以安撫這些「失落」的年輕人？

年輕人的確是佔中的重要一員，但如果說所有年輕人都如佔中死硬派一樣充滿憤怒，並且決意推翻建制，那肯定是言過其實。年輕一代的政治取態，其實跟他們的社會經濟地位一樣各有不同。

一般來說，不論薪金水平如何，對自己工作滿意的年輕人或許同情佔中示威者，但大多跟示威保持距離。

他們跟其他日常生活受影響的市民一樣，很快對每日要早起一小時以上應付交通擠塞感到厭煩，並希望盡快回復正常生活。

至於18-25歲年輕人中最富裕的0.1%，他們得到父母最好照顧、接受最好教育，前途無限，基本上對佔中不為所動。

作為社會最頂級專業人士、學者、高級公務員或商界領袖的子女，他們自小被培養做接班人。嘈吵的街頭示威對上流社會的個人計劃沒有影響，這批養尊處優的少數如常生活。

一些教育水平較高、從事專業工作的年輕人(包括許很多海外歸來的專業人士) 被佔中領袖描繪的願景吸引，曾走上街頭數日。但當他們醒覺到街頭示威不大可能有成果，他們便重投工作了。

然而，確實有少數滿腔怨憤的死硬派，連續多個星期跟警方進行城市遊擊戰一樣的糾纏。他們面對胡椒噴霧及警棍，更隨時留下伴隨終身的刑事罪行污點，究竟為了什麼？

一名示威的女孩在電視上向記者哭著說，她參與佔中是因為 “香港沒有甚麼可以輸”。

其實，佔中令香港輸得慘重：和平示威之都的聲譽盡毁，法治在多個星期受到衝擊，與內地 (不只是中央政府，還有人民)的關係跌至新低。

佔中之後，社會就2017年特首普選辦法達成共識的機會，更是變得前所未有的渺茫。

部分關注事態的市民曾跟示威者交談，亦有媒體採訪一些最為「出位」的示威者，例如「美國隊長」以及自稱「昭明公主」的易服少年；這些訪談均揭示一個共通點。示威者當中，有些堅定追隨「真民主」意識形態，但除此以外，不少參與佔中者從事勞動工作，月入低於$14,000，前景暗淡，更遑論置業成家或者獲分配公屋單位。

對他們來說，佔中提供免費帳篷和水電，不時奉送膳食，而且比他們平日沉悶乏味的生活更自由和多彩。

有一些人通過網絡上創造的虛擬身份，找到前所未有的影響力。突然之間，他們發現自己能夠透過動員大批群眾示威，獲得權力。

與他們的際遇相反，有些香港青年因為接受過全球教育，而能夠在海外取得重大的事業突破。

儘管香港普遍對創新和科技缺乏興趣，但一名畢業於史丹福大學電腦科學系的香港年輕人(其父為教授)卻成功創立一間餐飲速遞公司，最近和拍檔同獲《福布斯》雜誌選為消費科技界三十位三十歲以下的成功故事之一。

如此成就是基於卓越的教育。優質教育令年輕人具備創新技能，並能洞悉環球趨勢，乘風破浪，這遠比所謂「真普選」或「全面民主」關鍵。

這些成功故事引伸出一個問題：要令我們和整個社會正面轉化，哪個因素更為重要——是提供更多優質教育的機會，還是下放更多政治權力給群眾？

要為上述問題找一個答案，難免令社會進一步走向分歧。

但有一點很清晰——知識技能的兩極化確實會導致發展機遇的兩極化。當下香港社會在文化、知識及技能方面正出現越來越大的鴻溝，於年輕一代尤其明顯。

為了長遠社會和諧及市民福祉，拉近這個差距比爭取民主更能對症下藥。

來源：南華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