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葉劉淑儀女士 　|　 來源︰南華早報 

今年財政預算案，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成功進行期望管理，先是唱淡派糖可能性，然後又出乎公眾意料，大手筆派糖，涉及金額接近2014/15財政年度預計盈餘的六成。預算案發表當晚，大學即時民意調查顯示，坊間對今年預算案的滿意程度是近年之冠。

然而，有關本港經濟發展方向的重大問題，仍然懸而未決。正如嶺南大學經濟學者何濼生教授指出，從 1962年到2011年，本港經濟增長率連續兩年低於3%的情況只出現過5次，全部均由外來衝擊引發。但自2012年開始，本港經濟增長在歷史上第一次連續三年跌穿3%，而來年增長預測亦只有1%至3%。無論海外論者如何吹捧我們的經濟自由，這樣的經濟表現並不值得我們驕傲。

肯定有人會辯解說，香港是發展成熟的經濟體，我們不能預期經濟一直維持高速增長。但對比之下，曾與香港並列為「亞洲四小龍」的新加坡現在表現優勝得多。新加坡的本地生產總值增長已經超越香港。過去四年，當地經濟增長率是6.2%、3.4%、4.4%和2.9%。

新加坡和香港都是細小而開放的經濟體，隨時受國際市場逆風影響。新加坡處於東南亞各國的心臟地帶。香港比新加坡更有地利優勢，位處南中國大門，背靠內地14億人口市場。香港到底哪裡出了問題？

新加坡與香港的差異，大可溯源於兩地政治經濟制度的不同。新加坡是一個城邦，受惠於其國父李光耀的強勢領導。當地政府不會被議會反對派聲音綁手綁腳，是名副其實的「行政主導」。

香港是前殖民地，回歸後在《基本法》之下採用混合政制。立法機關咄咄逼人，政黨發展仍處起步階段，行政機關在立法會內外缺乏權力基礎。近幾年，政府的很多計劃都遭到立法會阻撓。

本港很多官員如同驚弓之鳥，唯恐受到民粹攻擊。為了避免麻煩，往往選取最容易的辦法，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官員的思考受短期考慮主導，只關心民調數字，或者議案能否在立法會安全通過。

在政府根深蒂固的「積極不干預」傳統，亦導致官員不願果斷作出經濟決策。一直以來，香港官僚均拒絕像上帝一樣，在市場中挑選優勝者。歷史學家Frank Welsh記載，1960年代，當時的財政司郭伯偉爵士(Sir John Cowperthwaite)是「積極不干預」政策的先驅，他教導部下：「政治人物和公務員不一定比商家更了解商業(這在當時英國屬異端想法)；政治人物亦無必要承受生意失敗的後果。」時至今日，這種從宏觀經濟管理盡量抽離的態度，對政府官僚的思維仍有深刻影響。

然而，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導致本港經濟急速下滑，迫使政府挑選優勢產業，可惜成績好壞參半。政府當年豪言，要通過數碼港計劃推動科技企業發展，結果因為時機不對、政治攻擊以及缺乏支援適當配套，最終承諾落空，乏善足陳。

政府又選了迪士尼，這個主題樂園近年終於扭轉劣勢，轉虧為盈。此外，當局選了郵輪碼頭，但由於本港種種地理限制不利發展郵輪樞紐，要做出卓越成績殊不容易。

2002-03年沙士爆發後，政府急於刺激經濟復甦，結果選擇了擴充內地訪港旅遊業。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當局又再選擇催谷這方面的業務，通過一簽多行吸納大量深圳居民。

毫無疑問，內地訪港旅遊業是刺激經濟的特效藥，可在短時間內促進消費和低技術人士就業。可是香港過分倚靠內地人訪港，便加深了對「舊經濟」(本地消費和商用物業炒賣) 的依賴，亦令社會失去創新的誘因。

政府官僚缺乏推動經濟升級轉型的信心，於是畫地為牢，只著眼於財政管理；每當經濟不景，就推出大規模的一次過紓困措施。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重創本港經濟，當局就推出巨額紓困措施。其餘數年，當局為了安撫群眾，亦推出規模較小的一筆過「派糖」。經多番遊說後，官員偶爾回應業界的訴求，推出支援措施，但始終缺乏長遠視野。

從曾俊華發表的一系列財政預算案可見，政府官僚只是墨守成規，卻未能推動改革，帶來新氣象。官員小心收藏我們的儲備，防止公帑被濫用，這方面的工夫值得我們給予最高肯定。然而，當政府坐擁金山銀山，主事人未能加以善用，令市民大眾得到物質上的保障，而只空談理解年輕人「渴望心中富有」，有什麼意義？

來源：南華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