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葉劉淑儀女士 　|　 來源︰南華早報

6月29日，中聯辦張曉明主任面帶笑容、從容不迫地向傳媒說，過去兩年講政改問題講得比較多，並笑稱自己對政改將從此「自動收聲」。

北京的訊息明顯不過。目前，泛民仍然大聲要求北京重啟政改對話，一些退休政治人物亦計劃為此成立新智庫。香港政治人物大可耗盡心力談論政治，但北京官員已發出清晰信號，表示他們不會參與這種對話。

社會上有部分人對此表示憂慮，因為他們相信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最圓滿的政治制度。他們的想法就像政治學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二十多年前在《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一書所作的錯誤預言，認為這套自由民主制度將適用於所有地方，成為人類終極的政治模式。因此，這些人士擔心，若特首並非經由多數民眾授權選舉產生，香港將變得不能管治。

誠然，連續數屆管治班子甫上場即遭遇強烈的政治逆風。不過，這些波折之所以出現，除了因為特首缺乏選舉授權，其實還有更廣泛、更深層次的成因。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在1997年7月1日以前，本港政治制度已經歷根本的變化。

1997年之前大部分時間，香港在一個典型殖民制度下受管治。立法局大多數議員為政府官員或委任非官守議員，正所謂 “the ayes always have it”，政府的方案永遠獲得贊成。當時，香港是名副其實的「行政主導」，殖民政府得以完成艱巨工作，包括推出大型公共房屋計劃，成立廉政公署，收容數以十萬計越南船民，以及興建新國際機場。凡此種種，均取得群眾高度支持，並且極速落實。

此外，香港在變成半民主政體之前已經享有高度自由。1997前，香港在「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世界自由指數中已經名列前茅。即使當年未有民主選舉，香港具備穩健法治，港人的權利和自由已得到保障。

九七回歸，是香港歷史上最明顯的分水嶺。不過，如果有人以為改變只源自回歸，那就是嚴重謬誤。1997年象徵改變，但在此之前，其實早已出現巨大而徹底的變化。

這些變化包括數碼革命，不但拉近各地距離，將世界「抹平」，而且將新型的專門生產模式帶到全世界。中國經濟騰飛亦是其中一個變化。

回歸18年，事實擺在現前。除了金融，香港未能重新定位，在全球生產鏈中找到一個具競爭力及高增值的位置。本港製造業流失，相關技能及文化隨之而去。傳統高價值行業例如航運與物流，亦逐漸喪失競爭力。旅遊業曾高速增長，但以往過分依賴內地訪港旅業帶來的「快錢」，現正經歷轉型陣痛。

更甚者，在中國復興的新格局中，香港仍未找到自己位置。國內經濟強勢，部分港人感到自尊和自信受損。因此，現在香港要培養國民身份認同，以及促進社會全面理解「一國兩制」下港人的責任和可以得到的好處，就更加困難。

要解決這些問題，所需要的遠遠不只是特首的民眾授權。事實上，要解救香港脫離當前政治僵局、經濟困境及社會分裂，需要一輪龐大的社會經濟革新工程。

無疑，民眾授權對此有所幫助，但環顧世界近期事件可知，若憑藉民眾授權鋌而走險，挾民意「鬥拋」，隨時令國家及人民陷入災難，希臘便是一例。即使通過直接民主方式量度民眾意願，例如英國就蘇格蘭獨立舉行公投，亦未必能夠消弭政治分歧。相反，這樣訴諸群眾的做法可能會激起社會情緒，釀成更大社會撕裂。

早於1942年，政治學泰斗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已指出，古典民主原則假設存在著代表「共同福祉、利益、福利或幸福」(the common good or interest or welfare or happiness)的「人民共同意願」(Common Will of the People)，這種想法有很大謬誤。人民意願從來難以界定。人民意願可以是非常多變的，包含不同觀點，也並非總是合乎理性。盲目跟從人民意願，或者為了短期利益取巧操控人民意願，均可能帶來災難後果。

正如中國領導人強調，港人應設計出一套切合香港獨特政治、社會及經濟狀況的政治制度，而非追求一套隨時導致水土不服的烏托邦制度。正如鞋履尺寸不合，我們都難以走得舒適、走得遠；若我們不建立一套真正適合本港特點及需要的政治制度，恐怕亦難以邁步向前。

來源：南華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