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立法會內務委員會的會議上，議員們就應否引用特權法調查旺角騷亂進行激辯。我在會上指出調查騷亂歷史上是有先例的，事實上大年初二的騷亂與1966 年九龍騷亂有不少相似之處。

50 年前的騷亂源起於天星小輪宣布加價5 仙，引起蘇守中的絕食抗議，今次旺角騷亂亦被指是食環署驅趕無牌小販而起。當然事實並非如此，因為大年初一食環署通常會從寬處理無牌小販事宜，當日小販管理隊並無採取執法行動。這兩起事件都是民生議題成為導火線引發人群聚集，人多則容易產生混亂、碰撞及武力衝突。與50年前一樣，示威者中有不少年輕人，當中學生只佔少數，大部分其實是一些工人或無業者。示威者與警方發生衝突後，暴徒便開始向警察投擲石塊，而今天則是擲磚頭，兩次皆有放火及毁壞公物。但令人震驚的，是今次騷亂中有暴徒刻意追打警察，甚至多次向警方挑釁，叫警員開槍。然而，今年旺角騷亂中，警方明顯比50年前克制，據當年調查報告所述，當時警方對於所有未有事先申請的遊行活動皆嚴厲執法，先發出警告，若群眾無視警告則馬上逮捕。當年港英政府動員軍警，警方開了93槍，造成一死多傷，最終需要實施戒嚴才平定騷亂。

我認為特區政府應該就今年騷亂進行深刻檢討，但挑選適當的調查人員比以前困難。回顧50 年前，港英政府就九龍騷動進行了前後兩項調研。兩項調研的研究班子都是由見識廣博的官員及社會賢達組成。就以當年四人組成的法定調查委員會為例，主席何瑾爵士（Sir Michael Hogan）在英國有法律及政治科學學位，曾在非洲及中東服役，亦在多個殖民地服務過，最後在港官至首席按察司。另一位英籍成員賴廉士爵士（Sir Lindsay Ride）則更為傳奇，他在英國有醫學學位，曾參與一戰及二戰，日軍侵港前把妻兒送走，自己留港抗日，後遭日軍俘虜，獲救後輾轉到重慶繼續抗日，戰後回港任港大副校長。另兩位成員亦是德高望重的華人，羅徵勤是香港童軍總會總監，黃秉乾是著名的近律師行（Deacons）的高級合夥人。客觀來說，今天的香港也許還能找到傑出的專業人士，但要找到能與兩位英人的經驗匹敵的本地官員應該十分困難。

來源：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