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提及港英政府曾就1966年發生的九龍騷動進行兩次調查，最後提交《1966 年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和《地方行政工作小組報告》，詳細分析騷動的成因，認為騷動並非由境外政治勢力引起，而是香港內部積存已久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所致。至於67暴動，則由於港英政府很快便將事件定性為暴亂，並認定由境外政治勢力而非內部原因所致，因此只為事件作一簡單官方報告，稱許當時皇家警察的表現，而無分析暴亂的成因。

根據《1966 年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當時香港內部積存大量政治、經濟及社會問題。政治方面，其時香港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移民社會，大量居民往返中港兩地，欠缺歸屬感，並視港英政府為一個只為老家倫敦服務的政府，再加上當時的英國官員普遍有一種優越感，歧視華人，加劇官民矛盾；經濟方面，當時香港的經濟正值谷底，受通脹困擾，而且剛於1965年經歷銀行擠提，大量市民蒙受損失，銀行收緊銀根，地產市道疲弱，失業率上升。這些政經因素使香港社會氣氛動盪不安，對政府毫無信心甚至有所敵視。

至於社會問題方面，報告指出當時香港社會既無足夠房屋供應，亦無提供足夠的文娛康樂設施，為青年提供的服務不足，而一般社區的環境惡劣，導致市民無法安居，因而缺乏對所住社區的歸屬感。另外，港英政府並無一套完整的教育政策，無論大、中、小學或職業教育的學位皆不足，市民普遍缺乏接受教育的機會，因而降低的社會向上流動力，使市民缺乏對未來生活的憧憬和信心。以大學為例，在中文大學於1963年正式成立前，香港只有香港大學作為境內唯一的正式高等學府。67 年暴動的時候，香港有過半人口均為21 歲以下的年輕人，而很多參與暴動者都只有小學畢業程度的學歷，當中有不少人更是失業者。這些年輕人血氣方剛卻又因無法向社會上層流動而對將來感到絕望，最後便乘勢向社會發泄怨氣，成為暴亂的馬前卒。

有鑑上述問題，政府在研究騷動的成因後，推出一系列措施以挽救民心，除了舉辦大型文娛康樂活動和確立民政主任制度以穩定民心外，亦着手計劃教育、房屋、勞工保障等改革。下期將探討《地方行政工作小組報告》中如何改革香港管治的建議。

來源：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