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刘淑仪女士 　|　 来源︰南华早报

6月29日，中联办张晓明主任面带笑容、从容不迫地向传媒说，过去两年讲政改问题讲得比较多，并笑称自己对政改将从此「自动收声」。

北京的讯息明显不过。目前，泛民仍然大声要求北京重启政改对话，一些退休政治人物亦计划为此成立新智库。香港政治人物大可耗尽心力谈论政治，但北京官员已发出清晰信号，表示他们不会参与这种对话。

社会上有部分人对此表示忧虑，因为他们相信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最圆满的政治制度。他们的想法就像政治学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二十多年前在《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一书所作的错误预言，认为这套自由民主制度将适用于所有地方，成为人类终极的政治模式。因此，这些人士担心，若特首并非经由多数民众授权选举产生，香港将变得不能管治。

诚然，连续数届管治班子甫上场即遭遇强烈的政治逆风。不过，这些波折之所以出现，除了因为特首缺乏选举授权，其实还有更广泛、更深层次的成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1997年7月1日以前，本港政治制度已经历根本的变化。

1997年之前大部分时间，香港在一个典型殖民制度下受管治。立法局大多数议员为政府官员或委任非官守议员，正所谓 “the ayes always have it”，政府的方案永远获得赞成。当时，香港是名副其实的「行政主导」，殖民政府得以完成艰巨工作，包括推出大型公共房屋计划，成立廉政公署，收容数以十万计越南船民，以及兴建新国际机场。凡此种种，均取得群众高度支持，并且极速落实。

此外，香港在变成半民主政体之前已经享有高度自由。 1997前，香港在「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世界自由指数中已经名列前茅。即使当年未有民主选举，香港具备稳健法治，港人的权利和自由已得到保障。

九七回归，是香港历史上最明显的分水岭。不过，如果有人以为改变只源自回归，那就是严重谬误。 1997年象征改变，但在此之前，其实早已出现巨大而彻底的变化。

这些变化包括数码革命，不但拉近各地距离，将世界「抹平」，而且将新型的专门生产模式带到全世界。中国经济腾飞亦是其中一个变化。

回归18年，事实摆在现前。除了金融，香港未能重新定位，在全球生产链中找到一个具竞争力及高增值的位置。本港制造业流失，相关技能及文化随之而去。传统高价值行业例如航运与物流，亦逐渐丧失竞争力。旅游业曾高速增长，但以往过分依赖内地访港旅业带来的「快钱」，现正经历转型阵痛。

更甚者，在中国复兴的新格局中，香港仍未找到自己位置。国内经济强势，部分港人感到自尊和自信受损。因此，现在香港要培养国民身份认同，以及促进社会全面理解「一国两制」下港人的责任和可以得到的好处，就更加困难。

要解决这些问题，所需要的远远不只是特首的民众授权。事实上，要解救香港脱离当前政治僵局、经济困境及社会分裂，需要一轮庞大的社会经济革新工程。

无疑，民众授权对此有所帮助，但环顾世界近期事件可知，若凭借民众授权铤而走险，挟民意「斗抛」，随时令国家及人民陷入灾难，希腊便是一例。即使通过直接民主方式量度民众意愿，例如英国就苏格兰独立举行公投，亦未必能够消弭政治分歧。相反，这样诉诸群众的做法可能会激起社会情绪，酿成更大社会撕裂。

早于1942年，政治学泰斗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已指出，古典民主原则假设存在着代表「共同福祉、利益、福利或幸福」(the common good or interest or welfare or happiness)的「人民共同意愿」(Common Will of the People)，这种想法有很大谬误。人民意愿从来难以界定。人民意愿可以是非常多变的，包含不同观点，也并非总是合乎理性。盲目跟从人民意愿，或者为了短期利益取巧操控人民意愿，均可能带来灾难后果。

正如中国领导人强调，港人应设计出一套切合香港独特政治、社会及经济状况的政治制度，而非追求一套随时导致水土不服的乌托邦制度。正如鞋履尺寸不合，我们都难以走得舒适、走得远；若我们不建立一套真正适合本港特点及需要的政治制度，恐怕亦难以迈步向前。

来源：南华早报